界面新闻记者 |
在经历2023年令人惊喜的复苏后，2024年的电影市场交出的是一份令人失望的答卷。
根据灯塔专业版，截至2024年12月27日，中国内地的年票房为419亿（含服务费，下同），同比去年减少了100多亿，观影人次减少了3亿。
能否达到500亿，是衡量电影行业回到正常轨迹的指标。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国内的电影年票房在2017年首次突破500亿达到559亿，之后到2019年一直保持上涨趋势。这一进程被三年疫情打断后，2023年电影票房再次达到550亿。
2023年库存释放带来的观影爆发，掩盖了因为疫情而造成的诸多行业难题。2024年相比去年减少的一百亿，证明了电影行业面临的是结构性问题。2019年成为了拐点，如今国内的电影市场不再行驶在过去的轨道之上。
从2019年到2024年，电影市场遭遇了巨大的断裂。疫情带来了消费习惯的中断和现金流的消失，也让电影在制作端和消费端发生了巨大改变。
昨日的电影世界已经消逝，而电影人还或多或少停留在曾经的惯性里。
难以修复的断裂
2024年的电影市场，首先反映的是用户消费习惯的断裂。
在疫情三年之后，大量用户的观影习惯接近于消失。2019年的市场高点，是电影行业长期狂飙突进、教育市场后带来的结果。而在疫情期间，这种观影习惯经历了长时间的断裂，线下的消费惯性一旦消失，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养成。
习惯的断裂最直观的表现，是观影频次的下降。即使去年票房重回500亿，也没有回到疫情前大众的观影人次与观影频次。
根据灯塔研究院发布《2023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盘点》，虽然2023年观影总人次恢复到12.99亿，但仍然比2019年的高点流失了4亿多的观影人次，人均观影频次虽然上升到2.58次，但仍然低于2017-2019年的人均观影频次，分别为3.38、3.38和3.25。
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灯塔研究院发布《2024中国电影观众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截至10月，2024年人均观影频次为2.20次，低于2023年的2.58次，近六成的观众一年只进一次电影院。
这意味着大量的观众或许只在春节或者其他的大档期走进影院，而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影院绝缘。假日消费和小档期的消失，对于影院的经营是毁灭性的。
最近一次的例子是，灯塔专业版显示，今年第51周票房为3.73亿，是同期票房有统计以来（2011年）最低，同比去年下滑了47%。周末消费的断崖式下跌，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这一习惯改变带来的结果，就是近几年电影越来越集中在大档期，而不愿意进入周末的电影市场。而今年的问题在于，即使在国庆档、暑期档等较大的档期，票房产出也同比大幅下滑。
具体来看，今年暑期档仅收获116亿票房，相比去年的206亿接近腰斩。国庆档21亿，同比去年下滑了23%。端午档票房也仅有3.83亿，观影人次不及2019年的一半。
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国内市场将只剩下春节一个有稳定消费习惯的档期。
在即将到来的春节档，挤满了6部头部大片。包括陈思诚操刀的唐探IP系列作品《唐探1900》、林超贤导演的重工业电影《蛟龙行动》、徐克执导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备受期待的乌尔善电影《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爆款动漫的续集《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及春节“钉子户”《熊出没重启未来》。
名导、知名IP、高成本制作等元素纷纷汇集在春节档，意味着档期效应减弱后，头部作品对其他档期的信心进一步下降，因此选择进入唯一还有稳定消费习惯的春节档。但这样并不利于观众在其他时间的消费培养。
显著的票房下滑背后更深层次的变化，是电影正在从观众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在春节档结束后的漫长时间里，除了《抓娃娃》和《好东西》之外，几乎没有出现过其他能够穿透圈层的话题性的电影。大量新片上映后缺乏讨论，然后无声无息地下线。
成为春节特供，对于电影是危险的。
流失的资金和产能
档期内票房的下降，意味着电影的供给侧，在今年也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博纳董事长于冬在此前接受界面文娱采访时曾经提到，现在的不少影片都是库存的集中释放，2023年的投产影片不足，会导致大片量不足，所以影响到了暑期档，而从目前各大电影公司的影片数量和规模来看，明年的市场仍然不容乐观。
影片供给不足主要体现在头部电影的缺乏，今年票房破10亿的电影只有8部，而2023年有11部，今年票房破5亿的电影有17部，而去年有30部。
能反映电影供给不足的，是大量经典电影的重映。在今年市场缺乏话题新片的情况下，经典影片的重映就更是成为了影院吸引观众的一种手段。
仅中秋档，就有《流浪地球2》《我是哪吒2只英雄归来》《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三部电影重映，其中《流浪地球2》以3D重制的方式上映，还搭配了同档期上映的纪录片。
《哈利波特》的全系列重映更是成为国庆后为数不多的电影热点，《你的名字。》则在表现不佳的暑期档，仍然收获了破亿的票房，票房甚至高于乌尔善执导的知名漫画IP改编电影《异人之下》。
优质库存减少，背后是疫情造成的行业资金链的断裂。外部资本从电影行业的撤离，早在2018年就已经开始，之后电影公司再难获得大规模的资本加持。行业逐渐更加依赖内部造血，票房收入成为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而疫情三年蒸发的票房，以及行业严重的债务问题，让影片的产能受到了显著的影响。
在此前接受界面文娱采访时，于冬提到了行业严重缺钱，“疫情三年，行业失血过多，我常说蒸发的1000亿的票房，就是行业的现金流，流失的近30亿的观影人次，也需要更多大片拉动。”
疫情期间的经营困难，则为经营者带来了更多的债务问题。早在2021年的上影节期间，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就曾经提到影视行业的“三角债"现象：院线欠发行公司钱，发行公司欠制作公司钱，制作公司相互欠钱，而且制作公司还欠主创人员的钱。
王长田在当时提到，三角债在行业是一个普遍现象，“只有少数公司不欠别人钱，但是被别人所欠，多数公司都是相互欠钱。”之后票房的起伏，以及现金流的消失，显然没有解决三角债问题。
资金和资源会更加集中在头部作品，而留给新人和中腰部导演的机会正在消失。据界面文娱了解，有的电影导演在进入短剧领域，一部分长片导演在选择更低成本的项目，新导演的项目机会在变少，而完成从0到1长片导演，也难寻从1到2乃至3的机会。
电影已死？
用户消费习惯的变化，也发生在电影消费的外部。
用户的消费更加趋向性价比，各大电商平台都在卷向低价。但是电影票仍然停留在高位，在年底各类讨论电影衰落话题中，“贵”是出现在评论区的高频词汇。观众认为看电影贵，自然也影响了大众对电影的消费。
电影行业的票价曾因为票补而有过一段低价时期，从2017年开始，电影票价开始呈上升趋势，年平均票价从32.3元上涨了如今的38.2元。这种增长在大档期更加明显，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近五年暑期档平均票价一路从34.2元上涨到40.9元，涨幅明显高于全年票价增长。
在今年，黄建新导演也曾经提到“口红效应”在当今社会的失灵现象，“所谓的“口红效应””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属于相对最低消费的艺术形式。在之前经济不景气时，电影作为一种虚拟艺术本应是大众最低消费的选择。”
今年在全球范围内经济衰退，但电影的“口红效应”却未能发挥作用，黄建新认为是因为，“随着网络和移动终端的诞生，电影虚拟的观看方式逐渐被多种新的观看方式分流或替代。”
简单来说，就是电影的娱乐效应被短视频等内容形式给替代了。董润年则在之前界面文娱的专访中提到，短视频像是一款人人都能玩的游戏，而电影反而成了是这个时代的深度阅读。深度阅读的需求虽然存在，但毕竟有限。
另一方面的变化则在于消费惯性的变化。用户对信息的接受方式已经被短视频改造，由此带来了对于电影内容的新需求，以及更难习惯进行线下的数小时的电影消费。
电影的创作在过去几年未尝没有进行变化，去年收获了大量票房的《孤注一掷》、《消失的她》都因为符合短视频的切片传播逻辑也成为爆款，但也有从业者认为，强化电影中的社会新闻属性，未必是一桩可持续的买卖。
导演杨超在之前的采访中告诉界面文娱：“电影就不该干社会新闻的活，你非要电影干这件事儿，就把电影拖垮了。如果你在电影中讨论议题，别人会觉得我还用花钱来看吗？短视频上就有，观众就不来看这部电影，慢慢地也不会再去专注在电影上。”
生产者用越来越市场化的方式来对电影产出进行计算，希望通过社会议题来获取关注，这背后的问题在于，观众的习惯变化太快，前期市场化的计算等到电影制作完成上线以后，已经跟不上观众的新一波情绪浪潮，《逆行人生》的票房失利就证明了这点。
强化电影的视听效果，用工业化的制作将观众拉回影院是另一种思路。阿里影业总裁李捷在今年的电影论坛曾经提到，品质上具有视听上的电影感，大制作、工业化的电影具备抗周期的特点。
陈思诚也在今年告诉界面文娱，其执导的暑期档电影《解密》宏观来看是让电影行业给观众提供新观看内容，“我们想让大家知道中国也能做出不输于好莱坞视听感受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值得观众走进电影院去看。”
但最终《解密》仅收获3.34亿票房，和前一年陈思诚监制的《消失的她》35亿的票房体量可谓天壤之别。这意味着工业化不一定就能解决电影行业困境，反而是强调烧脑，能产出短视频爆款的悬疑电影更迎合观众情绪。
AI技术的讨论今年如火如荼，但并没有展现出对电影行业的改造前景。在今年的上影节，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很直接地对AI应用于电影提出了质疑，“这个工具现在很不成熟，至少在电影行业，目前是完全没有办法应用到银幕放映的影片的。”
博纳影业采用了AI换脸技术的《传说》票房就遭遇了滑铁卢，而不少争议都集中在并不成熟的AI技术上。证明在最近几年来看，期待新技术拯救电影很难实现。
影院供给多元化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在上世纪，影院曾经历过多次空间的改造，今年更多内容形式进入影院，电竞直播和奥运直播都在影院上映，并且不同于传统的观看形式，年末张杰演唱会电影也在上映首日收获了不错的票房。
但这些尝试仍然在小范围展开，目前还只能起到填补影院排期的作用，难以真正改变影院生态。
在今年界面文娱和多位创作者的交流中，大家普遍认为想将观众从短视频拉回影院很难实现。媒介变化带来的电影衰退不局限在国内市场，而是环球同此凉热。根据猫眼专业版，北美2024年的年度票房相比2019年减少了近三十亿，但起码和去年相比没有下滑。
魏德圣在此前的专访中和界面文娱谈到，奈飞等强势媒体的进入，主导了台湾电影的生产，导致了台湾电影在整个华语地区的边缘化。而香港地区今年的票房表现也相比去年有所下滑。
对于全球电影业的不景气，电影学者戴锦华在最近的采访中提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数码技术重新编织了人们的生活节奏、生活形态、视听的消费对象和内容，媒介和观看方式的变化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在不断寻找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试图涌向各种各样的新媒体、新媒介、新的朝阳工业，而电影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论哪个维度，媒介变化都是最根本的原因。资本和观众都在寻找更新鲜的媒介形式，而电影变成了这股浪潮中的古典主义。
但作为曾经十九世纪的新媒体，电影已经经历了多次媒介更迭的冲击，在如今还是流行的线下娱乐方式。电影依旧是最复杂的文化工业产品，并且凝聚着细腻的电影工艺和深邃的作者性。
戴锦华也曾在采访中提到，迄今为止，电影仍然是最具公众性的艺术形态。今年女性题材的流行，也证明了这种公共性的存在。
从春节档票房冠军《热辣滚烫》，原定以电影体裁拍摄、最终以迷你剧形式播出的《我的阿勒泰》，到讲述中年女性困境的《出走的决心》，以及引起大量话题的《好东西》，女性电影叙事正在迈向主流，并且引发对于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处境的讨论。
作为一种观看装置的影院，仍具备不可替代性。在2024年说电影已死，本质上和1954年或者1974年说没有区别。当然，在2024年，内地电影市场受到的冲击同样不言而喻地强烈，电影不会死亡，只是会一直面临衰老的危险。
电影需要寻找到新的解题思路，重新建立影院和观众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公共性的重建？影院空间的重构？还是更新技术的应用？电影人在迷茫中前行，而答案还在风中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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