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明治》，[日] 色川大吉著，郭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5月版，58.00元
从遥远的月球望去，地球看上去是多么蔚蓝，多么美丽；从一个世纪前回望，历史看起来也是如此鲜明，如此清晰。
明治时期日本民族展现出了自身的才华，在军事和工业领域一跃成为亚洲之首。可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的绝望无助、都市贫民的愚昧无知，并且使天皇制成为一种精神结构，荼毒着国民的身心，将奴性深深地埋种在了人们的头脑之中。
尽管如此，我依然尊重那些流淌在黑暗大地之下的纯净，认为应对这个国家的潜力和国民的特殊才能进行公允的评价。因此，这章的开头，我打算先从无声的民间世界开始讲起。
无声的民间
《远野物语》这本书讲述的是日本东北地区岩手县北上山地的故事。作者柳田国男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亲耳听远野村村民佐佐木镜石讲述，并“原原本本、如实记录下自己的感受”。该书堪称当时日本民众精神中黑暗面的深层写照，极富象征意义。
远野村远离都市，有“日本小西藏”之称，或许有人会问这种地方怎么能体现出日本人的精神源头呢。其实，早在幕末时期，文献中便有“附近的釜石、山田等地修建西洋馆，秘密传播基督教，在远野乡也有人遭到磔刑”的记载，可见此处当时绝非荒蛮之地，而洋人男女彼此接吻的情景也令当地人历历在目。（东正教最早也是传至此处）。
正是这样的远野村，步入明治时期之后，便盖起了新式工厂。
在离森那里的富人住宅区，几年前曾经有一家生产火柴杆的工厂。一到晚上，厂子门口就会过来一个女的，见人就咧嘴大笑，或是因为她太寂寞了吧。后来，工厂便搬到了大字山口。
倘若放在今天，人们可能只觉得她是一个疯女人，可当时的人并不这么认为。明治时期，老百姓认为妖魔鬼怪是真实存在的，它们与自己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这种奇幻的想象与近代工厂的并存，正是明治时期的一大特征。深山里住着山神，所以女人和小孩会神秘失踪；老房子里住着座敷童子，会使小孩子感到如入灵异之境；各地都有叫野狼森林和天狗森林的地方。传说在四五年前，也就是明治三十七八年（1904—1905）的某个午后，和野地区一个名叫菊地菊藏的人的老婆就曾经在笛吹山下坡的路上遭到天狗劫持。
还传说在三九天，寒风刺骨的月圆之夜，雪女便会带领一众童女出来；还有什么山婆婆会来到村子里，吃掉那些独自在家的小女孩，然后披上人皮伪装成那家的女儿。这样的骇人故事数不胜数。
从明治时期起，所谓“文明开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全国各地都在兴办学校、实施新型教育、铺建铁道。可是，就算通了火车，虚幻世界与近代文明依然保持着共存的状态，就连小学生们对村里小溪住着河童一事也全都深信不疑。柳田国男自己也写道：“我们老家那里把河童叫做河太郎。我家住得离市川的渡口很近，每年一到夏天就有它出来作祟的传闻。当时，我跟小学同学间的话题也总是绕不开河童，直到夏天结束。”
也难怪在东北农村的日常生活中，直到现在还会祭祀并祈求蚕神、宅神、金精神、权现神、灶神等神明保佑。这里的“神”自然不是基督教中的至高之神。对日本人而言，所谓“神”，更像是一种气味，弥漫在人们的四周、在挥洒血汗的大山大河之中，让人静静地感受着祖先之灵的存在。而老百姓也满心期待着，自己身为这些熟络的众神后代定会得到它们的庇护（尤其每个农耕节点的节庆都可视为一种对神人关系的反复确认）。
人死后变为神，日本人的祖灵跟中国佛教的说法也不同，死后并非飞往遥远的彼岸，而是继续留在这片土地，栖息在故乡的某座山上，守护着子孙们的生息与劳作，保佑着当地的兴旺与丰收。柳田说：“他们都相信自己死后也会得到后人的祭祀。为确保此事，每个人还在世的时候，都会虔诚地祭祖。”
不过，我并不确定这种古老的信仰是否活在所有明治民众的心中，至少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为更多大众所接受的。而同为明治一代的柳田国男在谈到晚年的愿望时，也明确地承认：
或许因为我也是日本人，想到即使人死后灵魂依然会留在这片土地，心中便感到了无比的快乐。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一直留在这个国度，守望在某个小山丘上，看着文化发展得越来越美好，看着社会在知识的推动下越来越进步。（柳田国男《神道与民俗学》）
当然，在这里他谈论了另外一个问题。柳田国男深谙近代科学、比较史学和世界宗教，故而才用“如果可能的话”“知识”等措辞加以一定限定。柳田关注的已非“家”的血缘维系，其民俗学思想核心注重祖先的崇拜（借神之名来祭祀人类自身的一种“家”的信仰），日本人正是从中找到了确保永生的一种方法。
日本人并不相信自我是一种能够从生命的传承中切割出来的独立个体。只有身在祖孙代代繁衍生息的循回往复中，才能感受到作为其中一环的自我的存在。日本这个民族之所以如此重视“家”，也是这些长期浸润在农耕作息中的生命观使然。
为了调查明治时期的农村、山村，我们经常会走访有老宅子的村落，也目睹了柳田所谓的“神人交涉场域”之遗址，从而得知村里的祖灵并非栖息在子孙后代的宅子里，而是在伫立在半山腰的坟头之上守护着后人，而氏神则镇守在部落中心的树林中。每到盂兰盆会或正月这种特殊时节，祖灵便会来到村庄与家人一起生活，然后在送灵火点燃之时返回。其入冬则进山成为山神，入春便下田成为田神，变身为守护生产劳作的神明。不仅在明治，从大正到昭和，很多此类信仰逐渐化为一种缥缈的情结，变成节日活动，并融入新兴的风俗而流传后世。
我孩提时代（昭和前期）住在乡下的一个小镇子里，那里距离东京不过六十公里，当时我也曾亲身见证过这种祖灵祭祀仪式的延续。然而战后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起，工业化浪潮席卷了农村，这种民俗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祭祖，极其注重墓地。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坚守住这个“家”。我认为正是这种情怀与信念支撑着通俗的道德让人进行严格的自我省察。人们基于“勤劳、节俭、和睦、正直”的美德而自发地从事繁重艰苦的劳动，老百姓以此来维系这个“家”，并主动将此视为回归“永生”的必要条件，在不断实践的充实感中找到人生的意义。而当代人则已经丧失了这种本源的生命观与情怀，所以明治民众的精神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一堆陈腐罢了。
最近我整理了一位三多摩出身的著名政治家的人物传记，他在19世纪80年代激烈的自由人权运动中担任领导。到了晚年，他开始频频给祖先扫墓，还不止一次告诫长子廉一：“不为儿孙买美田，但也至少要保障祖先坟茔之体面。不可忘记梦想。”闻此，我更加深切地理解了柳田国男的那句话。
那么，这位西洋式的自由思想家、民权家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他的名字是村野常右卫门（1859—1927），是武藏国多摩郡野津田村（现町田市）的第五代富农。在此我将对其少年时代的生活进行简单的勾勒，它正是明治维新前后南关东地区民众的一个缩影。当时的民众的生活中充满着幻想与信仰，而那个遥远时代的生活场景（生活文化本身）已经与现代日本人渐行渐远了。
底层的胎动
村野常右卫门小名叫矶吉，出生在野津田村。对于儿时的矶吉来说，无论在家还是村里，到处都是充满欢乐的游戏乐园。大年初一，小矶吉穿着新衣去拜年；初二是初笔仪式；初七吃七草粥，据说剪指甲之前还要先沾一下荠菜水才行。
矶吉家是开当铺的，正月十一日要举行盛大的开仓典礼；十四日那天要吃烤糯米团子。矶吉他们砍来栎木枝子，把团子串在枝条上来装饰客厅。只要抬起头，看到屋里挂着的团子，大家就十分开心。红红白白的“茧团子”让家中熠熠生辉。这也与蚕种祭一同，宣告正月脚步的临近。
还有正月十五日的红豆粥、二十日的惠比寿讲会、二十八日的不动明王祭，都为小孩子们带来一连串的欢喜。
正月二十八日，人们一早便赶往高幡不动尊金刚寺。小矶吉最喜欢牵着母亲的手，在金刚寺前热闹的庙会上买护身符、达摩像之类的小纪念品了。
到了二月，还有撒豆子、初午祭、涅槃讲会，一过节，就能吃上红豆糯米饭。
三月的女儿节和彼岸节、四月的佛诞日、五月的端午节、六月的插秧节，还有七月的七夕节、八月的盂兰盆节和十七观音祭。村子的守护密林中，不时传出少男少女的欢声笑语；寺庙墓地的小径上，能见到烛台和五彩缤纷的花草。
九月土地庙举行秋日祭，用红豆饭或焗菜来款待亲戚。矶吉这帮小家伙会一直赖在神社前看神乐和轿子表演，明知会被骂，但还是玩儿到深夜迟迟不肯回家。
农历九月十五日赏月，还有秋天的彼岸节和惠比寿讲会，在这个村落共同体中，节日庆典一个接一个，从来不会让人觉得无聊。
这里还流传着十二月初一进行“河浸”的习俗，因为据说这一天会发大水，所以谁都不敢出门。特别是矶吉家，因为就坐落在河岸上，只要鹤见川的河水一泛滥，水便会渗进房间，地板上面也全都是积水。每当这个时候，全村为了保护水车，上下忙得乱作一团，而这场景却逗得矶吉们在一旁偷偷幸灾乐祸。
十二月八日是盼望已久的“八日事”，据说因为害怕一个叫箕借的独眼婆婆在当日出现，传染给大家疾病，所以这一天大家会点燃胡颓子树，用烟熏，并且把粗孔的大竹笼挂在屋顶上，防止独眼婆婆靠近。
对于矶吉他们来说，自己的家乡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民间信仰的幻想世界。
但是，明治维新推行的新政从根本上打乱了民众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节奏。农民起义、城市居民破坏活动兴起并不断地蔓延开来，在日本人民的心中催生出了变革的新观念。这种要求改变世道的声音最初是为了响应上面发起的维新口号，后来却发展成了撕开明治政府“维新”虚伪假面的力量。
有一句有名的街头唱词说得好：“各位看官，请细听分说，天皇圣旨呀皆诳言。……高天原呀，维了新也没了粮，金玉在其外呀，败絮在锅中。”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没有揭竿而起的民众死一般的沉默。
民俗学这门学科开垦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片荒地。此等无声之地，外面看上去仿佛是在沉睡，农耕生活与民俗看起来也似乎只是周而复始的单调循环而已。可是，如果我们敏锐地观察，便能从这一派静谧安睡的田园牧歌之中，发现它悄悄向近代转变的诸多佐证。
一件件小事接连发生相继而至，整个村子也随之亢奋起来。随着佩里的黑船来航、外国自由贸易往来的开始，眼看着数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农耕作息被一点点打乱，这些变化简直令人无法想象。特别是明治新政府成立后，国家下达给地方的任务如同一座沉重的大山：修改税法、标定地价、开办学校、促进人口流动……死水一潭般的村子，就这样接连被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涟漪。明治初年曾经多达十七万个村镇，经过几年的合并后，仅剩下一万两千多了，可想而知其过程中发生了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然，那些根深蒂固的民间习俗不会因外部冲击而轻易发生变化，变化总是以一种肉眼不可见的隐蔽方式从内部萌发，而明治维新和文明开化也不过是刺激村子变化的一种外部驱动。
比如说，村子附近铺上了铁轨，通了火车。随后，便会有传言说，有狸猫模仿火车的声音，深更半夜在铁轨上奔跑。这种说法出现在全国各地。现在的人或许无法相信，当时日本人耳中听到的火车“声音”可是机械文明发出的第一声轰鸣，自然会引发人们无限的遐想。
第一次发电报的时候也是如此，人们传说有村里的獾伪扮成邮差，嘴里喊着：“电报！电报！”封建时代的村子，万籁俱寂，寂静得连掉了一根针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就算有人说能听见走廊外蚂蚁摔跤的动静，也不足为奇。
正因为如此，到了明治中期，一边喷吐黑烟、一边在铁轨上轰鸣飞奔的火车给日本人带来了一种超乎想象的震撼，它揭开了钢铁时代的巨大幕布，刷新了日本人对风景的认知。火车在那一片片单调乏味的田野上勾勒出一条条粗壮有力的线条，激发出人们对美的全新追求，更有勇气去面对大自然。不过，我们也不能认为是“铁道带来了勇气”，应该说是日本民众主动并且率先将这种文明利器为己所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地球上也有很多其他种族在情感上将文明视为一种宗教忌讳，避之若浼。
而日本人则从驰骋的火车上望见了一个可以改变大自然，开创近代精神文明的未来。日本小孩子们憧憬的蒸汽火车也正是其象征。就这样，一条接一条的铁路线，编织出了一张新旧相间的铁道线路网，进而汇成了一股力量，解放了人民，打开闭塞的乡村，将其变成新兴街市，为人们展现出了一番充满活力的新天地。
本文节选自《何谓明治》（[日] 色川大吉著，郭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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